办公话机摆放风水
（作者：朱金平）
第二天，天不亮我们就启程了，那是1999年6月19日。
自从参加工作，我朝夕生活在这里，谁也料想不到，从这次出门到再次见到岔河的一草一木竟然会隔一年多。
我们坐的是邳州开上海的长途汽车，麦收刚过，一车厢都是南下打工的老乡，我的心灰灰的，涩涩的，不想多说一句话，害怕遇到每个相识的人。
偏偏就上来一个老同事，他一直做乡里的勤杂，有几年我在办公室里当文书，互相接触非常多。后来因为年纪大，他就告退回家了。“金平！”他叫我，“这是到哪里出差？”
若在平时，我一定倍感亲切，抓住他的手问他做什么，在哪里，日子过的还行吗……但现在，我只能茫然地应付着，我不愿意告诉他我是去干什么。
我和家人瞪着眼睛瞅车窗，全成了沉默羔羊。
看着无拘无束哈哈嘻嘻谈东说西的民工们，我多希望自己就是他们的同伴，就是他们中间的一个。
不管贫穷富有，什么职业，生龙活虎的日子是最美的。也许他们需要起早摸黑，哪天都会累得腰酸腿痛，他们却拥有一个好的身体，拥有去拼搏去奋斗最起码的资本，更拥有一颗轻松快乐的心情。在这一刻，我才体会到健康是至上的幸福，是最重要的事情！
车到泰州吃晚饭。吃这顿饭，我感觉到了自己角色的变化，我成了大家关怀呵护的中心。炒了两份菜，一份肉丝、一份青菜，谁都不断地夹给我，大概都让我吃了。
妻是第一次出远门。结婚前和她姐上过一趟山东的枣庄，约有二百里路。以后参加自考辅导又到过一次沛县（注：沛县与我们所在的邳州一样属徐州管辖），我陪着她一块去的，除此没去过再远的地方了。她挨着车窗同我并排躺在一起。我心里堵的慌，想要说什么，又不知道说什么。我看着漆黑的窗外，再次想到不可回避的那个词——死亡。
我感到害怕。死亡是什么？死亡以后到哪里？地球没有了我当然还会转它的圈，而我没有了地球将是什么样？一切都象远处的黑暗那般可怕和无边无际吗？
妻的手始终放在我的手上，我不时地感到内心一暖，但马上就变成了无限凄凉。有一天它就会抓不着我，我也会抓不着它啊！短暂的分别对我们来说不稀罕，但永别却是个什么概念呢？
颠颠簸簸的车子里很多人都呼呼大睡了。我睡不着。妻也直直望着车厢的顶部睡不着。凭借昏暗的车灯我看见妻的泪顺腮而下。她没有擦，也执拗地摁住我打算伸出的手。过了一会，她把我的手拉到她胸口，再把她的手放到了我的手上。我们就这样直到下车。
6月20日凌晨三点抵达苏州。
太困了，可我始终睡不着。长长的、痛苦的等待，然后挂号，再一次验血……白细胞记数7万2，幼稚细胞10%。接诊的大夫姓杨，是个女的，她说你可以选择继续查，但查与不查已经无所谓了，cml无疑。
我第一次知道cml就是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简称慢粒。从这时起我开始接触血液学各种各样的代号和专业术语，开始学看化验单，也开始学会琢磨大夫的话、观察大夫的脸。
进一步检查的项目叫染色体， 胡敏坚持要做，父亲和胡坡也同样坚持要做。即使没有希望，她和他们也还是固执地抱着一丝希望。我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胡敏问大夫：如果染色体的结果是好的呢？大夫摇摇头。胡敏不罢休，又问上一遍。大夫说：不会的。胡敏几乎有点耍无赖了，她再问，万一是好的呢？大夫抬起头，说：那就不是白血病了。
大夫开了检查单，大约一周之后出结果。
根据杨大夫的意见，我当天就住进苏州某医院。据说这所医院血液方面的技术力量是不错的。和许多医院一样，这里的病房也分了档次。经济条件好的、病情确需特别护理的住在前五楼，其他的住在后三楼。估计因为我们穿戴得很土吧，大夫问也没问就安排我去了后三楼。
踏入病房的那一刻，我心中的滋味是非常奇怪也一言难尽的。好象动物园里的动物，本来按类别关着，各自相安无事，我却被拉了出来，又塞到和我完全不同类、不相干的笼子里。我不甘心，但又无可奈何，我忐忑地、怯生地审视着新的环境和新的同伴，我知道，一种熟悉的生活彻底结束了，另一种生活开始了。
病房里面的气氛不象我所想象的那般晦暗，这里的人承受痛苦、承受煎熬、承受绝望、承受死的威胁、承受生活各种各样的压力，但他们也有快乐，并在尽力地寻找着快乐。病房给我的第一印象几乎没有沉重的感觉，一个安徽口音的中年人正讲一段讽刺河南人的笑话，满屋子人都被他逗得嘻嘻哈哈。
这是一个大病房，额定的床位是八个，到我加入是第七个。除了我表现得忧心忡忡不安宁，别的人，对自己的疾病早已习惯了。治疗时好象在上班工作，一“下班”，串门、聊天、磕瓜子、下棋、打牌、开玩笑，这时候你竟看不出悠闲平静背后的恐慌和难过。
但我那时还是被其中的两个人吓坏了。两个人都不到20岁，一个姓许，苏州本地的，他隔一阵就叫痛，一举一动都发着抖，大概因为连续化疗的缘故，他的头发一根不剩，眉毛和眼毛也一根不剩。另外一个因相处的时日太短，已经忘记了姓什么。人苍白得如同一张纸，浮肿得就象一个泡馒头，皮肉的表面一根根毛细血管都使人发糁地暴露着，我甚至不敢去看他的脸。我心悸不已，毛骨悚然，这会是我的将来吗？
下午五点钟，病房按规定开紫外线灯照射消毒，我们得去楼道里站上半小时。伙伴们都带了口罩，带了帽子。护士指着我，说：“你也要带口罩和帽子。带上口罩防感染，带上帽子防感冒，今后出门都要这样的。”
我终于在心里开始接受我是一个白血病人。
也始于这一天，口罩、帽子成为我生活里两件必不可少的东西。它们尽职地给我以保护，帮我抵御着细菌与寒冷，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多象我的两个亲密无间的好朋友啊。然而它们又时不时地带给我许多几乎是难以忍受的触痛，此时的它们在我心里便如两个小魔鬼。不管是在街上在店里在路旁每当有人投过或诧异或怜悯或鄙夷的目光，每当有人象躲避瘟疫一样远远地闪去，我忽然间就没有了自信，忽然间就觉得自己不再和别人一样是个“完整”的人。
小时候每年秋收都跟着父母分拣晒干的花生，颗粒饱满的放到一堆，余下的放到另一堆，拣到最后，好的成了一大堆，孬的成了一小堆。而命运随手就把我扔进了虫钻的鼠咬的半截的霉烂的干瘪的这一小堆里头了！
我的心中不由得涌起着无尽的委屈、愤恨和遗憾。
治疗在入院的当天就开始了。主治大夫姓周，他说肝脾都不大，淋巴节未及，病发现的还算早，一天两片药，一周五次注射，注意观察，这就是所有的治疗。医生的话对病人来说是神圣的。妻子和我最想知道治疗的真实前景，我们想了不少的办法去接触他，缠来缠去，也没缠出个十分确切的所以然，但总算知道了以下几个基本的事实：
第一，病程分成慢性期、加速期、急变期，这三个时期自然过渡，到急变期便无药可救了。我目前处在慢性期。
第二，根据国际已有资料的统计，从生病日起算，平均存活时间为两年。不过对个例而言，三两个月以下不足为奇，而三至五年也是有的。
第三，按理论，通过骨髓移植可以实现根治，然而骨髓移植不仅意味着不低于30万人民币的投入，还要以寻找到合适的配型为前提，更伴随了非常巨大的风险。本院此前共做过5例，这5例全部失败。
我们追问失败的概念，周大夫说——病人死在手术台上。他还说了一个例子，在数月之前，常州电力系统某职工就在本院做了移植，甚至累计花去99万，由于出现的合并感染不可控制，术后第30日，在抢救中死去。
如果赖以短暂地维持着生命的化疗被视作“保守型”，而走钢丝一般的骨髓移植被视作“激进型”，此时此地，大夫的看法还是倾向前一种。
（作者特别注明：三年后的现在，由于骨髓移植手段的不断成熟，全国各地的所有医院在治疗白血病上都已首推骨髓移植。）
这些，已经足够让我和家人胆战心惊的了。
怕我受不了，胡敏晚上也在病房“住”下来。好在那天管得很宽松，值班的人走过场般地串一圈就休息去了。不料第二晚故戏再演的时候，却碰上了“铁面包公”。时钟敲过11点，护士开始查房，遵照病友的指点，胡敏赶紧到开水房躲起来，不想还是被抓个正着。
“必须离开这里。”护士的话丝毫不留余地。
胡敏央求道：“让这一个晚上，明天一定不会这样了。”病友们都过来求情：“时间这么晚，旅社也不好找，算了吧。”护士说：“不行，这是病房的规定。”
胡敏的眼泪淌了出来。出事几天来她已经承受的太多，此刻看到她为难的样子，我实在感到心痛和可怜。忽然间血往上撞，我把几天里压在心底的无名愤怒一古脑倒向那位护士，我说：“我选择出院可以吗？”
她说：“那得明天。”
我说：“为什么？”
她说：“都休息了。”
“什么？”我说，“收费结帐的人休息了这是理由，外面旅馆的人休息了你怎么装做看不见？你现在就得给我办手续，我现在就要出院。我要出院！”
我蛮横无理，我的语气竭思底里，简直象个发作的疯子，连胡敏也吓傻了。结果，护士无奈，默默地选择了退让——想起这件事，我一直心中有愧，觉得太有些对不住那位认真的护士小姐。
用药的第三天，白细胞降到3.6万，幼稚细胞降到9%。大夫说很好。我和家人感到了许多宽慰。苦中有乐也是乐。如果不是总在魂牵梦绕地念着那个最后结局的话，真可以去买一瓶酒庆祝庆祝。病友们也都查了血，几个结果不错的互相道喜，当前面说过的那个小许不在病房里的时候，有人小声地说，他的血象一塌糊涂。果然，他回来后脸色阴沉阴沉的，他的爸爸也不高兴，除了喊痛，他不再和别人说话。
因为小许的状况，病房的气氛变得很沉闷。他整夜都在叫痛。白血病到了最后的阶段，癌细胞的疯狂复制是控制不住的，它们大量地增生浸润和压迫，拼命地吸取和争夺养分，使担负造血任务的人体骨胳产生难忍的疼痛。
这一夜艰难地熬了过去，随后的白天却是阳光明媚的。小许说疼痛忽然消失了，现在的感觉是酸溜溜的。他爬起来，坚持不要父亲的陪护，自己到花园走了一圈。回来时，他对大家说，空气真香啊。他的父亲照例为他捶胳膊捶腿，我坐过去，说，我给捶一阵吧。他接受了。他说生病一年零一个月了，反正已经没希望，就盼着多活一天是一天，受罪的日子也是想过的。他还以“老兵”的身份告诉我平时的生活里应该注意什么。——慢骑自行车，多吃些带鱼，少吃辣的，这些都是最先从他嘴里知道的。
当晚他却死了，是死于血小板低导致的颅内出血。死之前窗外正在刮风，他说：“天阴了。”我至今记得他咽气前一直不肯闭上的黑眼睛。他的尸体在病房躺着，凌晨才被抬上车。他的家人哭天嚎地，令所有的听到者心颤不已。我和病友们回避到了周围的病房，既吓且凉，无人不是瑟瑟发抖。
小许的离去对我的打击是大的，我平生第一回清晰地看到生与死的界限只在举手之间，我一下子体会了死亡的残忍和死亡的真实。我似乎听见自己越来越近地踏向死亡的脚步，又似乎闻到在自己身上越来越浓的死亡的气息。
大概是《读者》杂志曾有篇文章描述广州某家令人发指的餐馆吃猴子，许多猴子分别被关在餐馆门前的笼子里，要吃哪只，客人自己去挑。每次挑毕，被选中的猴子拼命哀鸣，其他没有被选中的猴子欢天喜地。而人类却不象猴子那般单纯，我们不由得总会担心自己终将成为那只被选中的猴子，不由得总想算计自己何时成为那只被选中的猴子。
我开始做一个一个奇怪无比的梦。有时侯全是色彩，我看不到其他东西，红的绿的白的花的飞快地变换，到最后却成了一个色彩。很久以前曾经玩过吹肥皂泡，把吹好的肥皂泡放到阳光里，泡膜上的色彩绚丽迷人，并且变来变去。肥皂泡爆炸前的数秒钟，色彩就定格了，不论试几次，定格后的色彩总是一个样子的，很难看。我所梦的好象就是这种色彩，我费力地跑呀跑，要离开它的笼罩，然后常常满头大汗地睁开眼睛。我想它没有一丝一毫生的气息，一定是可怕的死亡的色彩。
我数次梦见我的爷爷。一生严厉、到老温和的老人家去世快满两年了，他总在一条小河里走来走去，他一直想对我说什么，我却听不着。他气愤地打着手势，我却看不懂，我最终在满腹的惊诧和不解中醒了过来。
我半当玩笑把梦境告诉家人，几天里走投无路的父亲好象得到什么启示似的又是烧香又是拜佛，还专门打电话安排母亲去爷爷的坟上烧把纸，家中的母亲得知此事更是四处算命打卦忙得焦头烂额。
说到这里，也许有的朋友会嗤之以鼻，但我的心中很想替他们解释：人在绝望时做这些完全可以视作迫不得已并且给予一定理解的。几乎每一个肿瘤病人都曾去算过命，为什么？惑也。想一想，面对绝大多数种类的癌症、面对爱滋病、面对很多无法列举的疾病和困扰，我们的科学至今仍然那么地束手无策。人们自己的问题自己一天解决不了，唯心的事情自然就一天避免不了。算命是唯心的，这个说法我想它必是唯物的。
一位“神仙”说，我是天上某颗小星，调皮下界，如今要回去了。当然她又给了对策，我母亲花了一张凡间大票，一切都圆满解决。风水先生说，我住的房子正门对圸（注：圸即是别人的屋脊），大不吉；父母的房子布局失当，亦不吉；祖坟周围流水方向发生改变，再不吉。凡能纠正的，父母麻利无比地一一作了纠正。又有测字先生说，我的名字有问题，姓名加在一起19画的笔画是凶的，至少中间的那个“金”字要换掉，他甚至当家作主给我起了新的名字“朱英贺”。
上了十几年的学，读了十几年的书，接受了十几年的马克思主义，我当然早就知道世间没有鬼，也没有神。但父母需要寄托，我也需要安慰，在命运的捉弄面前人人都是那么的脆弱。
终于等到了染色体检查出结果的日子。我明明是在暗暗地等待，但我对胡敏说：“连治疗白血病的药都在用着了，这么多大夫不可能全是傻子啊。这结果你不用去拿了。”胡敏说：“结果得去拿来，但我告诉你，事到如今，我心里的打算早就是最坏的了。”拿到最后的“裁定”，她竟然不敢来见我，可是诺大的世界哪里又将是她逃避的角落呢？她在外面磨蹭了三个小时，回来了。眼睛已经红过、又用水冲过，她说：“横下一条心，该怎么治就怎么治吧。”
最后的“裁定”：染色体100%阳性。在单子的最后头，粗粗的一行提示下面加了一道重重的线。
一切正如大夫所预言。
这是我一生之中最最绝望透顶的时刻。
夏季的苏州城几乎没有晴朗的时候，阴雨天接着阴雨天，简直是为我们的心情作了最相宜的衬托。有一次很难忘的感受，那是一个晚上，我和胡敏走到了病房顶层的大阳台，我们不约而同地看见了或远或近闪闪烁烁的万家灯火，两个人都被震撼了。周围，雨点在滴答作响，空中，隐约飘散着薄薄雾霭。我偷偷地擦眼，片刻的工夫，胡敏也已是泪水滂沱。一扇一扇的门，一个一个的窗，里面的人们正在做什么？不管做什么，他们都拥有一个温暖的小窝。也许还正吃着饭，也许斜躺在沙发上有说有笑地闲谈，也许早早地睡在床上看着电视或看着书……即使里面男女主人一人一句各不相让在吵着，我们的嫉妒又何尝不像万箭穿心啊。
胡敏，这个从未承受过波折和艰难的女人，在灾难降临最初的这段时间里完全懵了。到街里去买东西时，她把医院的饭票付给人家，惹得人家莫名其妙地吼；明明是去食堂端饭，竟然不曾带饭碗，串了一圈又返回；而打罢电话，磁卡还在话机里人便离开更是经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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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徐景洲 投稿信箱：[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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